論公務員政治活動之限制─以日本最高裁判所之見解為中心

憲政法制組研究助理 何子倫
憲政(研) 091-002 號 January 15, 2001【原文連結】關鍵字： 公務員 政治行為 選舉

壹、前言
去年年底選舉之前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要求常任文官不得介入選舉，替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從事輔選行為。人事行政局局長甚至表示，希望所有公務員能自我克制，即使在下班後也不要參與輔選。由於人事行政局的要求，目前並無法律明文規定，因此引發各界的議論。對於參與選舉活動等具有政治性的行為，公務員是否與一般人民相同，均得為之？抑或須受到較多之限制？倘若如此，其憲法上的依據又為何？此等問題的釐清，當有助於化解爭議。

以日本為例，對於一般職的公務員，依國家公務員法第一Ｏ二條規定，除行使選舉權外，禁止從事同條列舉之行為，以及人事院規則所定之「政治行為」。最高裁判所於昭和四十九年十一月六日，就有關限制公務員政治活動之「猿 事件」，作出相關法令並未違憲之判決[1]。以下即以該判決為討論之中心，期能尋出可供我國借鏡之處。

貳、事實概述
被告乃北海道宗谷郡猿扎村任職於郵局之事務官，同時為該地區勞動團體協議會事務局長，於昭和四十二年眾議院議員選舉之際，依據該協議會之決定，以支持日本社會黨為目的，除於公共揭示場張貼該黨提名之候選人海報六張外，另散布該海報計一四八張。以違反國家公務員法第一Ｏ二條及人事院規則十四─七第六項第十三號規定，適用國家公務員法第一一Ｏ條第一項第十九款之罰則，由稚內簡易法庭處罰金五ＯＯＯ元，被告於收到命令後，請求正式裁判。第一審判決認為，被告係非管理職之現職公務員，其職務內容僅止於機械性的提供勞務，在非勤務時間，未利用國家之設施，且職務之利用並未有明顯妨害公正之意圖。而人事院規則14-7第六項第十三號規定之行為，屬勞動團體活動之一環，國家公務員法第110條規定對此科予利罰，於適用此等行為之限度內，已逾合理必要之最小程度，以違反憲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三十一條，判決被告無罪[2]。第二審駁回檢察官之上訴，維持第一審判決[3]。檢察官不服，對之提起上訴。

最高裁判所於昭和四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出判決，以「對被告本案行為應適用國家公務員法第110條第一項第十九款之罰則，並未違反憲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三十一條，且就第一審判決及原判決所列之事實關係，前述罰則亦適用於被告之行為，並未違反上述憲法條文。第一審判決及原判決對前述憲法條文之解釋，顯有誤解」，據此為理由，廢棄第一、二審判決，判處被告罰金5000元[4]。

本判決在憲法上主爭點有四：
一、基於國家公務員法第102條授權，所訂定人事院十四─七第五項第三款、第六項第三款規定，禁止揭示、散布以支持特定政黨為目的之文書的政治行為，此一禁止是否違反憲法第二十一條所保障的表現自由？
二、國家公務員法第110條第一項第十九款規定，對違反上述政治行為之禁止，所為之制裁，除懲戒處分，尚設有刑罰，此是否違反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？
三、授權人事院規則規範政治行為，是否合憲？
四、第一、二審判所舉適用違憲之見解，究否妥適？以下即就上述問題，分別加以討論。

參、公務員政治活動限制之根據
本判決之多數意見認為，得表明受憲法第二十一條保障之政治意見的公務員，禁止其為政治行為，「並未逾越合理的必要程度」。依國家公務員法第102條及人事院規則對政治行為之禁止，是否未逾其範圍？擬從以下三點予以討論：
一、禁止之目的。
二、目的與所禁止政治行為之關連。
三、禁止所得之利益與所失利益之衡量。

首先就禁止之目的而言，本判決的多數意見認為：「倘若放任公務員為一切政治行為，必然損及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性，而此將導致公務員執行職務，以及其所屬行政機關之公務運作，形成黨派之偏向，則不免損及國民對行政的中立運作之信賴。再者，公務員的黨派傾向，反容易造成政治黨派對行政的不當介入，使得扭曲行政中立運作的可能性更進一步擴大。此種傾向一旦擴大，原本應保持政治中立，對國民全體負服務之責的行政機關，於其內部將釀成深刻的政治對立，此必妨害行政有效、安定的運作，進一步對經由議會民主主義政治過程所決定的國家政策，其忠實執行產生重大的阻礙。此等情況的行政組織倘若增加，終至發生以組織內部規律亦無法防止之弊害。因此，為防止此等弊害之發生，確保國民對行政中立運作之信賴，防止公務員為損及政治中立性之政治行為，此誠符合憲法之要求，亦為維護包含公務員在內全體國民之公共利益的必要措施，此一目的係屬正當」。

最高裁判認為限制公務員政治活動之理由，有以下三點：
一、公務員係「為全體國民之服務者」。
二、政治與行政分離。
三、為確保行政之繼續性及定性之必要。

對此等理由，學者間迭有檢討。佐藤功教授認為，為符合公共福祉之要求，確保公務員職務公正之執行及政治中立性，此為「為全體國民之服務者」之要求[5]。宮澤俊義教授亦認為，由於事務官員於政務官員指揮下從事公務，係以『為全國民』服務為其職務，此必然之結果，彼等執行公務，並非依其個人政治意見為之，而應受政府政治意見之拘束。從而對於公務員之政治活動應否加以制約，端視其擔負職務之性質為斷，與公務員係「為全體國民之服務者」，並無直接之關係[6]。另實務上亦有判決認為，政治性公務員國家政策決定，而非政治性公務員應依國會及政府之決定執行其執務，不受個人政治意見所左右，乃「議會民主主義」及行政依法而行之必然結果。非政治性之公務員不得參與法律之制定，為充分實現法律顯現之目的，僅係擔負法律之運用及執行，此「法治主義」即成為限制政治活動之理由[7]。

最高裁判所之判決，除採取上述理由，舉出公務員從事政治活動產生之弊害外，並強調維國民對行政中立運作之信賴，作為限制公務員從事與職務有關政治活動之根據，此自無傷及國民對「公務中立性」之信賴[8]。公務員職務外之政治活動，以國民信賴感為媒介或基準，而與職務有所關連。然而以維持「國民信賴」，實體化作為限制政治活動之獨立理由，將擴張或忽視立法目的[9]。有實務見指出，公務員執行職務欠缺實質的公正，始為國民對「公正」信賴的問題。為確保此等外觀公正，不區別公務員地位、職務內容，使其舉手投足均成為全體國民注視之焦點，故對公務員政治活動不應朝全面限制之方向，否則將與以公務員身分即禁止其一切政治活動，產生相同之結果[10]。另有認為「對一般國民而言，關於行政機關之公正運作，均抱持不安、不信任及懷疑之態度」，故強調放任公務員政治活動所產生之弊害[11]。亦有強調公共福祉之要求，認為「一般職之公務員對政治活動宜保持謹慎，不得有明顯逾越範圍之行為」[12]。

然最高裁判所判決的多數意見認為，「公務員不得偏向政治上之黨派，應嚴守政治中立之立場，為使職務遂行之所必要」，更進一步指出「維持公務員之政治中立性，不外全體國民重要利益」，首度引用以往未見的「公務員之政治中立性」一詞，其有別於向來「行政之政治中立性」之概念[13]。此一概念以擴大調合「國民信賴」之概念，而導出從屬與實際惡害或弊害無關之「全體國民共同利益」的公務員身分。因此，此為限制公務員政治活動之範圍及界限的問題，亦與對違反行為之制裁種類有密切關係。

肆、公務員政治活動限制之界限
關於禁止公務員政治行為之目的，其與禁止之政治行為的關連性，最高裁判所判決的多數意見認為，行為之禁止若「係可防止弊害之發生，該禁止之行為就可能損及公務員之政治中立性」，兩者間即具有合理之關連性。具體而言，人事院規則十四─七第五項第三款、第六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政治行為，屬於政治傾向較強的行為類型，其由於強烈損及公務員政治中立性之維繫，與禁止目的間即明顯具有合理之關連性。此際由於「禁止無須區別公務員之職等、職務權限，不論是否在勤務時間內，亦不問有無利用國家設施，或限於直接、具體損及行政中立運作之行為，仍不失其合理之關連性」，一般認為此屬立法者裁量之範圍[14]。

更重要者，乃第三點有關禁止所維護之利益，與其所失利益間的衡量之問題，依此得合憲劃定禁止政治活動之範圍及界限。因此，所用基準之選擇，即具有重要之意義。

依最高裁判所早先所舉限制政治活動之目的及理由，認為以「公共福祉」之要求，直接於立法上為具體的限制手段，係屬合憲[15]。此外，最高裁判所指出之「合理性基準」，即基本權限制之決定，應比較考量基本權與公共利益，維持兩者適當之衡平，具體的限制程度，係屬立法部門之裁量。倘此限制之程度，顯失適正之衡平，即屬明顯之不合理。立法部門僅在未被認為逸脫裁量範圍之限度內，其判斷始合憲適法[16]。又關於得限制程度之判斷權，雖屬國會及受國會委任制定規則之人事院。惟公務員關於政治活動自由之限制，就違反行為所科之制裁及限制之程度，若逾越一般社會既存之觀念，應認其有判斷此限制不合理之權。此一觀念，乃承認國民政治活動自由為基本權之近代民主主義國家，對於公務員政治活動之限制，所應有的基本思考方向。此與前述「合理性基準」，實質上意義相同[17]。

再者，國民進行政治活動之權利，向屬憲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保障之表現自由。雖然對於此國民基本權最重要權利之一，在立法或其他國家政策上必須給予最大的尊重，然此等自由並非絕對毫無限制。當取得為全體國民服務，而非為一部分人服務之公務員身分時，即非不受到某種程度之限制。然若考量國民進行政治活動權利對於民主主義社會之重要性，限制國家公務員政治活動之程度，頁於最小的限度內為之，此乃所謂「合理必要最小程度」之基準[18]。依此基準，在立法限制時，應檢討公務員擔任職務之種類、政治活動之時、地、態樣，所對應阻礙公務公正之危害及弊端，得出必要最小程度之限制。

在猿扎事件第二審判決，結合「必要最小程度」及「得達成相同目的，應選最無限制之手段」之LRA原則[19]，作為判斷之基準。

高裁判所判決的多數意見認為，公務員政治活動之禁止，於「合理必要」之程度內，為憲法所容許。其表示或有些許不同，但在形式上可謂採取必要最小程度之基準。

此時為利益衡量時，一般認為，所失之利益必定造成一定政治活動之禁止，對於意見表現不過係「間接」、「附隨」的限制，依其他行為作意見表現仍屬自由，而由禁止所得之利益，乃維持公務員政治中立性，以及確保國民對行政中立運作信賴之全體國民共同利益。此與所失利益相較，更為重要。

其次，在下級審所提關於可能逾越必要最小程度之限制態樣，如「具有機體統一機能之行政組織，其全體公務之中立性」、「對全體國民公平之服務」，若考量公務員政治行為的「累積」，其弊害不得評價過小，從而公務員為管理職、非管理職，是否於勤務時間內，有無利用國家之設施等等，對於判斷政治活動禁止之合憲性，並不具有重要的意義[20]。

高裁判所判決的多數意見亦認為，衡量公務員政治活動禁止之利害得失，國家公務員法第102條第一項及人事規則第五項第三款、第六項第十三款規定，並未違悖「不得逾越合理必要之程度」。所失之利益若為行動禁止伴隨之意見表現之限制，其評價亦較為輕。反之，因放任政治活動所產生之弊害，則應予以較重之評價，以確保利益之衡平。此一思考模式，係以某種危險或弊害發生之可能性，作為限制個人基本權之理由[21]。從而公務員政治活動自由之個人基本權，一般抽象地從屬行政中立性之要求，應認為係屬必要。進而導出對政治活動自由課予某種限制，乃憲法所肯認。而禁止所應增加或減少之考量，由於「行政之中立性」及「國民之信賴」自始內含於全體利益之意義中，故僅形式上利益之比較[22]。

即使是反對意見亦強調行政的政治中立性，認為「公務員關於實際的行政運作，基於政治上的利害與影響。倘無須避免不忠於法之行政活動，現實上不只造成行政的扭曲，亦將產生危險，復因第三人抱此等懷疑，是應避免具有此等政治特性之行為。……即是立於市民之立場，對於政治活動，亦得以公共利益之必要，予一定之限制」。雖然如此，由於公務員政治活動對行政中立性影響之性質及程度，因公務員之地位、職務內容，以及政治活動之種類、性質、態樣、規模、程度，而有所不同。為使限制政治活動自由於必要最小之程度，以考量更個別具體的上述差異，作兩法益之比較衡量，確為必要。此一見解實屬允當，而此乃關於具體化對違反限制予以制裁之問題。

伍、罰則之合憲性探討
對於違反政治行為禁止之制裁，本案第一審判決認為，須於達成法目的之必要最小限度內為之。「依法定之制裁方法，若有範圍更狹的制裁方法，依此方法倘可達成法目的時，法定廣泛的制裁方法，即已逾越達成法目的必要最小程度，而屬違憲」。對於為禁止政治行為之公務員，予以懲戒處分，又規定科以刑罰，在法目的的達成上，難謂為合理[23]。第二審判決亦採同一見解。

對此，高裁判所判決的多數意見認為，有關基本權事項之罰則，自罪刑衡量等觀點，明顯不合理亦難以容許時，應認為違憲。判決指出「對於作出損及國民全體共同利益行為之公務員，是否必須科予刑罰制裁？自維護全體國民共同利益之觀點，乃立法政策之問題。前述禁止對表現自由，乃未逾合理必要之限制，且刑罰未有特別違憲之情事，對於立法機關依裁量所為之決定，必須予以尊重」。因此，認為基於保護法益之重要性，關於國家公務員法之罰則部分，立法者之決定並未明顯逾越其裁量之範圍。即使為輕微害之行為，一律適用罰則。危害程度的大小屬違法性強弱之問題，與有無違憲之問題有別[24]。

關於LRA基準，懲戒處分乃國家對國民，為維持公務員組織之內部秩序，對於擾亂此秩序之行為，課予行政上之制裁。刑罰乃國家基於統治作用，為維護國民全體之共同利益，對於損及共同利益之特定行為，科予司法上之制裁。判決指出「由於兩者之目的、性質、效果各異，二者相較，若針對前者予以司法判斷，因尚有其他可選擇之無限制之手段，即可輕易判斷其並非適當」。

反對意見認為，依公務員關係上制裁之懲戒，所為之自由限制，與刑罰制裁所為之自由限制，兩者目的、根據、性質、效果各殊。後者之制裁，係以政治活動對於公務之職務活動，產生明顯之危險時，對於公務員制度之維繫、運作，造成積極之阻礙，透過內部手段難以防止，使民主政治過程遭到不當的扭曲等情形，而直接對國家或社會利益造成重大侵害或危險，須以刑罰予以壓制之情形。人事院規則之規定，不問職種、地位、所屬行政主體業務之性質，具體相關之目的、內容、態樣，僅依行為者具有公務之身分，率予概括之禁止，此係公務員關係上義務之設定，亦即與成為懲戒對象以是否具有合理性有別。帶有刑罰之禁止規定，公務員之政治言論自由，產生過度廣泛之限制，實已構成違憲。

多數意見對於刑罰合憲性之判斷，認係立法者之裁量，以「合理性基準」為依據，至為明確。對於某一違反行為，不問其實質惡害大小為何，應科予何種刑罰，係屬立法政策之問題，而非有無違憲之問題，可謂與憲法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六條關係之問題[25]。多數意見由於不採LRA基準，在形式上欲區別戒分與刑罰之輕重，即十分困難。而實質上，其所採之態度為何，亦無法得知。謂「關於對基本權予以限制之合理性的判斷基準，無法脫離一國社會之基礎而成立」，若係意味著否定LRA基準，此若非誤解LRA基準，即是容任立法者獨斷[26]。反之，依反對意見所採之「過度廣泛限制」之理論，應認為包含LRA原則[27]。

國家公務員法第102條規定政治行為之限制，委由人事院規則訂定，此所謂「空白委任」是否非為憲法所允許之問題。學說認其違憲[28]，惟最高裁判所認為，人事院規則並未逸脫國家公務員法授權之範圍，其未牴觸授權之法律，要屬合憲。

關於此點，多數意見認為：「國家公務員法第102條第一項授權人事院規則規定政治行為，應為具體規定損及公務務員政治中立性之行為類型的授權，此乃依條文的合理解釋。因此，此等政治行為，自維繫公務員組織內部秩序之觀點，已有充分根據課予懲戒處分；自維護國民全體共同利益之觀點，其亦帶有違法性得據以科處刑罰。此與依同法第八十二條所為懲戒處分之對象，以及第一一Ｏ條第一項第十九款所為刑罰之對象，同樣有授權，故未逾越憲法容許授權之程度」。

上述說明之前，在表明國家公務員法第102條授權合憲之立場，後段則在駁斥反對意見。反對意見認為，關於以規範公務員關係為對象之政治行為，對人事院規則之授權，並無問題。由人事院之性質觀之，當然係適當之措施。以刑罰為對象的政治行為規定之權，則非如此，由於禁止之目的、根據、性質、範圍、效果相異，須個別指出嚴格之基準。然而就委任立法的形式面觀之，反對意見之見解，似難贊同[29]。

陸、結語
國家公務員一方面應維持行政中立性，另一方面亦享有政治自由之基本權保障。這兩個要求，實存有矛盾，處於完全不相容的對立地位，勢須加以調整，而問題在於能否找出兩者的調和點。僅以公務員身分與政治活動為由，率科以刑事制裁，此對公務員基本權之保障，顯欠週延，能否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，亦恐有疑問。

我國正思推動建構行政中立法制，能否避免落入日本爭議不斷的情形，將視相關法制能否恰如其分，尋出調和公務員基本權，以及維繫行政中立等公共利益的平衡點。


附錄：（相關法令選譯）
國家公務員法第102條
公務員不得為政黨及政治上之目的，請求或受領捐款或其他利益，以及任何方法之此等相關行為；或除行使選舉權外，為人事院規則所定之政治行為。
公務員不得為公職候選人。
公務員不得為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社員、政治顧問、以及其他具有同樣作用之構成員。

人事院規則14-5
一、本法及規則所稱公選之公職，謂下列職位：
（一）眾議院議員。
（二）參議院議員。
（三）地方公共團體首長。
（四）地方公共團體議會之議員。
（五）（刪除）
（六）由選舉產生之農業委員會委員。
（七）海區漁業調整委員會之委員（非依選舉所選任之委員除外）。
二、（刪除）。
三、（刪除）。
四、（刪除）。

人事院規則14-7
（政治目的之定義）
五、本法及規則所稱政治目的，謂下列情事。從事具政治目的之行為者，以不屬第六項所定政治行為為限，不違反本法第一Ｏ二條第一項之規定。
１、於規則十四─五規定由公選公職之選舉，支持或反對特定之候選人。
２、關於任命最高裁判所法官之國民審查時，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法官。
３、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。
４、支持或反對特定內閣。
５、意圖影響政治方向，主張或反對特定政策。
６、妨害國家機關或公機關決定之政策（包括法令、規則及條例）之實行。
７、關於依地方自治法制定或修正廢止地方公共團條例，以及請求事務監督之連署，使其成立或不成立。
８、關於依地方自治法請求解散地方公共團體議會，以及依法請求公務員解職之連署，使其成立或不成立；以及贊成或反對依此等請求所為之解散或解職。

（政治行行為之定義）
六、本法第一Ｏ二條第一項所稱之政治行為，謂下列行為：
１、為達政治上目的，利用職、職等及其他公私影響力。
２、為達政治上目的，以提供捐款或其他其他利益與否，或對從事其他具政治目的之行為與否，作為代價或報復，給予、意圖給予及恐嚇給予任用、職位、俸給或其他相關職務地位之利益或不利益。
３、具政治上目的，要求或受領賦稅、捐款、會費或其他款項，以及其他任何相關行為。
４、具政治上目的，對國家公務員交付或支付前款之款項。
５、籌備、參與籌備或協助組成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，以及擔任此等團體之社員、政治顧問或其他具相同作用之構成員。
６、對於成為特定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構成員與否，進行勸誘活動。
７、對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機關文宣之報紙或其他刊物，為發行、編輯、散布或此等行為之協助。
８、具政治上目的，對於第五項第一款之選舉，同項第二款之國民審查投票，以及同項第八款之解散或解職之投票，從事投票或不投票之勸誘活動。
９、對達成政治目的之連署活動，為籌劃、主導、指導或其他積極參與之行為。
10、具政治上目的，籌劃、組織或指導遊行或其他示威活動，或協助此等行為。
11、於集會或得接觸多數人之場所，利用擴音器、收音機或其僚方法，公開陳述具有政治目的之意見。
12、於國家之廳舍、設施揭示或容許揭示具有政治目的之文書及圖畫；或為其他政治目的，利用或容許利用國家之廳舍、設施、資源及資金。
13、對具有政治目的署名或未署名之文書、圖畫、錄音及影像，為發行、提供閱覽、揭示或散布，以及對多數人朗讀或使之聽取，或以供此等行為之用為目的為著作或編輯。
14、演出或主導具有政治目的之戲劇，以及對此等行為之協助。
15、具政治上目的，製作或散布用以表彰政治主張及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旗幟、臂章、徽章、領章、服飾或其他類似之物。
16、具政治目的於執勤期間中，配戴或展示前款所定之物。
17、以名冊或任何形式，免除上列各款禁止或限制之行為。



[1] 最大判昭和四九．一一．六（刑集二八卷九號，頁三九三）。
[2] 旭川地判昭和四三．三．二五（下刑集一Ｏ卷三號，頁二九三）。
[3] 札幌高判昭和四四．六．二四（判時五六Ｏ號，頁三Ｏ）。
[4] 本判決針對公務員政治行爲大幅限制，以及違反此等限制之行爲的處罰規定，認為其全面合憲。本判決的「重要」，可由本件檢察官的上訴意旨，可見一斑。檢察官指出：「本案系發生于北海道北端宗谷郡境內貧瘠村落猿扎村，此村面積甚廣，由於大部分屬山林原野，人口僅五千餘，且有逐年減少的傾向。此村某郵局職員因揭示、散布選舉之海報，顯已該當國家公務員法第一Ｏ二條、第一一Ｏ條第十九第一項第十九款之規定。對此第一審判決以憲法之觀點，認為無罪，第二審亦維持無罪之判決，惟其憲法見解甚為特異。有鑑於全國各地之此類事件為數甚多，顧及本案判決之影響，爰指摘第一、二審判決憲法觀點之謬誤，以及與向來判例矛盾之處，懇請最高裁判所另為適當之裁判。」
[5] 佐藤功，「公務員基本的人權」，公法研究第三三號，頁九四。
[6] 宮澤俊義，「日本國憲法」（—），頁二二一。
[7] 東京地判昭和四六．一一．一。
[8] 學者荒秀認為，限制公務員政治行為之理由，乃保障對公務之信賴性，此一信賴可分為：
一、對公務公正性之信賴。
二、對國家存立之信賴性。
參見氏著，「判例．判定見公務員政治行為制限」，公法研究第三三號，頁一二七
[9] 大久保史郎，「公務員政治的自由『國民信賴』論」，勞動法律旬報第八六六號，頁二Ｏ．　
[10] 名古屋地豊橋支判昭和四八．三．三Ｏ。
[11] 東京地判昭和四六．一一．一。
[12] 高松地判昭和四九．七．二。
[13] 中山和久，「公務員政治的活動自由」，法學─ 七五年一月號，頁一八。
[14] 阿部照哉，「公務員政治活動制限」，第五七九號（一九七五年一月），頁一六。
[15] 最大判昭和三三．四．一六（刑集一二卷六號，頁九四二）。
[16] 最判昭和四Ｏ．七．一四（民集一九卷五號，頁一一九八）。
[17] 今村成和，前揭書，頁四八。
[18] 最判昭和四一．一Ｏ．二六（刑集二Ｏ卷八號，頁九Ｏ二）。
[19] 有關LRA（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）原則之說明，參見初宿正典，「精神的自由權」，收於阿部照哉．初宿正典編「法學―憲法II（人權）」，一九九Ｏ年，頁八五；甲斐素直，「公務員政治基本權」，日本法學第六七卷一號，二ＯＯ一年一月，頁一二Ｏ。
[20] 阿部照哉，前揭文，頁一七。
[21] 佐藤功，「公務員政治活動行政中立性」，判例時報第七五七號，頁一五。
[22] 小林直樹，「公務員『政治的活動』禁止合憲判決」，法學─ 七五年一月號，頁七。
[23] 旭川地判昭和四三．三．二。
[24] 阿部照哉，前揭文，頁一七。
[25] 藤木英雄，「公務員政治活動刑事罰」，判例時報第七五七號，頁一八。
[26] 小林直樹，前揭文，頁八。
[27] 蘆部信喜，「現代人權論」，頁二八四。
[28] 蘆部信喜，「行政判例百選」」，頁五八。
[29] 阿部照哉，前揭文，頁一九。
http://www.npf.org.tw/particle-916-2.html